明朝崇祯年间的花轿用蓝绸作幔，四角悬桃红色彩球。后来开始采用红色刺绣、织锦，后来又有用大红纱绸满绣的。
从《东京梦华录》、《五杂俎》等宋明人士所写的著作可以看出，大约自北宋中期起，开始有“花檐子”迎娶新妇的风气流行于汴京，到宋廷迁都江南后，花轿迎亲才蔚为社会性的时髦，其后一直传承下来。倘论人力简省、通行速度和费用开支，花轿显然不及车马来得方便，即论舒适和排场亦未必可比。缘此，从车马到花轿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，便成了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。
中唐以后，“檐子”迎亲居然成了一种有身分的标志，连七姓之外的士流人家亦有贪慕虚荣而学样的。迨至宋朝，前朝禁令一概废除，“檐子”送嫁转为公开，又嫌其简陋，遂刻意装饰，俗称“花檐子”，日后再流变为花轿。从此，“花檐子”或花轿代表某种社会身分的观念深入人心，似乎非如此不能得到舆论的认同和尊重，而诸如纳妾收房、寡妇再嫁等婚姻活动不得乘坐花轿的禁忌，也由此衍生。
程颐和其兄程颢并称“二程”，都是理学宗师，认为婚姻当以终身夫妇才合“天理”，反对男子再娶女子再嫁。程颐晚年时，家里出了两件事，先是甥女出嫁未几，夫妻失和，骑马返归娘家；接着又是侄媳妇因丈夫暴卒，也骑着马一去不归，不久便改嫁他人。程颐受此刺激，一病不起，死前留下遗嘱：今后程家送嫁女儿，一概不用车马，男方须用“檐子”来迎娶，断绝“反马”之习；反之，程家娶亲，也照此办理，以此确保既嫁女子“从一而终”。程颐死后十多年，金兵内侵，中原骚乱，程家从洛阳迁居池阳，其后一直恪守祖训，所生女子，出嫁时一律坐“檐子”，夫死不归，“守节”终身。